第二节  雅化是事物成熟的基本标志

    缪钺先生在《中国文学史讲演录(唐以前)》中深刻地指出：

文学史上，每一种新体裁之建立，多由于庶民与文人之合作。新文学之来源在民间，而收功在文人。庶民能供给新形式、新风格、新生气，其长处为清新，其短处为浅薄；文人提高其境界，增加其内容，修炼其技术，渗透自己个性于其中，于清新之中，加以精美深厚，遂成伟制。及此种体裁既树立，后世模仿者多，渐渐陈腐，于是又须别觅新来源，产生新体裁。古人论文，鄙视民间，故不免于偏，今人又或过重平民，甚至以为惟平民作品为可贵，一入文人之手即将腐化，持论亦未尽当。……其起源在民间，其收功在文人，此实不易之原则矣。(《缪钺全集》第六卷89～90页)

事实上，从通俗到高雅，可以说是一切事物走向成熟的基本标志。

　　隶书是由小篆简化演变而成的一种字体。它把篆书圆转的笔画变成方折，在结构上，改象形为笔画化，因而便于书写。隶书创始于秦代，普及于汉魏。晋代人卫恒的《四体书势》说：“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注：古代称因罪官而沦为奴隶和从事劳役的人为隶人，亦称职位低微的吏役为隶人）佐书，曰隶字。”后世有“程邈创隶书”的传说，其实，程邈（秦代下杜在现在的陕西省西安市以南）是将当时这种来自民间的书写体加以搜集、整理、规范，从而使隶书自成一体。

　　人们习惯地把《红楼梦》研究称为“红学”。“红学”与“敦煌学”、“徽州学”并称为世界汉学“三大显学”。“红学”是怎么来的呢？原来，清乾隆以后，讲求“经学”的风气日盛，许多学者都是皓首穷经，埋头“故纸堆”。只有松江人朱昌鼎不肯趋附这种风气，偏喜欢读小说，对《红楼梦》很有研究。一天，一位朋友来看他，问他为什么不钻研“经学”，他回答说：“我也研究‘经学’，不过我的‘经’比别人的少一画三曲。”(他所说的“经”是繁体“經”字)朋友听后，不解其意。他笑着解释说：“‘經’字少一画三曲不是个‘红’字吗，我研究的是‘红学’。”一时间，“红学”作为“不学无术”之辈的笑话流传开来。后来，风水轮流转，研究《红楼梦》的学者越来越多，“红学”成了一门大学问。

　　西装革履，是身份和教养的标志。其实，西装完全是从民间产生的。西服由中世纪欧洲的马车夫的衣服演变而来的。西服后幅开叉，是马车夫为了骑马方便而特殊设计的。西服的领带，源于北欧渔民系在脖子上防寒的布巾。衬衣上的硬领，则是由古代军人用皮革和金属特制的衣领演化来的。西裤沿用的是航船上水手的服装式样。西服后来经过服装设计师的“雅化”，才成为上流社会的标准装。西装是在清朝传入我国的，很快就被激进的青年们所接受，成为一种时尚。

　　年画，最初的形式是门画，古籍中所载的“画虎于门”、“贴画鸡于户上”，就是这个意思。宋代时，发明了雕版画，当时称作“纸画”。明代才有了“年俗画”的记载，直到清光绪年间的“戊戌变法”时，社会上改良风气的呼声日益强烈，改良派人士首先提出“改良年画”的主张。随后，天津杨柳青齐健隆画店率先刻印了一些反映禁止鸦片、兴办学堂、女子自强等内容的宣传画，至此，年画才名正言顺地兴盛起来。

　　羽毛球，原是印度民间流行的一种玩具。19世纪中叶，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羽毛球也就被英人带到英伦三岛。包菲特公爵见到羽毛球以后，很感兴趣，就对其加以研究、改造，再模仿网球拍的式样，配上了轻而小的球拍，于是，现代羽毛球诞生了。后来，比赛规则经过体育专家们的多次修改、完善，羽毛球运动开始在英国广泛流行，并逐步风靡世界各地，成为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

　　京剧现在是中国的国粹，被视之为高雅文化。其实，在清朝后期、民国年间，京剧是最大众化的文艺样式。在清朝乾隆至道光年间，北京的戏曲主要是秦腔、弋阳腔、高腔及昆曲。道光初年，有安徽、湖北两个剧种的艺人陆续来京。徽班以徽调二簧为主，汉剧以汉腔西皮为主。进京后各成一派，互不相扰。但每场演出，前两场要演秦腔，因秦腔在北京观众中根深蒂固，内行称之为“两下锅”。后来，徽、湖两班吸取了秦腔的腔调和昆曲的特长，又由于加入了一些北京的演员，口白渐用京腔京调。徽、湖两剧逐渐合二为一，形成了京剧的雏形。咸丰以后，南方演员来京很多，自此成立四个班社，因安徽人多于湖北人，故称四大徽班。到了同治年间，京剧在各剧种中已占首位。后来，又经过许多表演艺术家和戏剧工作者的改进，京剧才逐渐发展、成熟起来了。可见，通俗与高雅在同一时空中是相对的，在不同时空中则是变化的。

文学的成熟之路更是典型的从江湖走向庙堂的雅化之路。

　　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02页）中指出：“……原始民族，穴居野处，见天地万物，变化不常——如风，雨，地震等——有非人力所可捉摸抵抗，很为惊怪，以为必有个主宰万物者在，因之拟名为神；并想象神的生活、动作，如中国有盘古氏开天辟地之说，这便成功了‘神话’。从神话演进，故事渐近于人性，出现的大抵是‘半神’，如说古来建大功的英雄，其才能在凡人以上，由于天授的就是。例如简狄吞燕卵而生商，尧时‘十日并出’，尧使羿射之的话，都是和凡人不同的。这些口传，今人谓之‘传说’。由此再演进，则正事归为史；逸史即变为小说了。”

    当代著名文学理论家曹文轩在《小说门》（作家出版社2003年1月第2版）进一步指出：“故事先于文字而产生”、“故事是小说的前身”、“小说的兴起，是因为人们对小说这种文体的写实能力的误解——人们相信，只有小说才能‘逼真’呈现现实——‘就像法庭记录一样逼真’（兰姆语，见艾恩·瓦特《小说的兴起》，台湾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27页）。”

　　由此可见，纪实文学和虚构文学都是源自于“故事”，只是，纪实文学描述的是“正事”——历史——当然是具有浓郁文学性的历史文本，虚构文学（小说）描述的是逸事。而且，有史以来，小说一直流传于民间，其文学地位是很低下的，东汉班固曾说过：“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这四部小说，在现在的《中国文学史》被称作“四大名著”，在当时却正像黄人在《小说林发刊词》中所说的那样，却是“言不齿于缙绅，名不列于四部。”当时，小说家的地位也是很卑微的，《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科场不第，《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穷困潦倒，《金瓶梅》的作者为了不辱没祖宗而用了笔名“兰陵笑笑生”，他的真名至今还是个谜……做小说的，基本都是破落文人，真正的大学者、大文豪是不屑于做小说的。因此，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山者、《中国小说史略》的作者鲁迅经过系统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小说和戏曲，中国向来是看作邪宗的。”“至于宋之平话，元明之演义，自来盛行民间。”后来，文人“与时俱进”，加入了民间通俗文学的雅化行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在民间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中早有流传，而后分别由施耐庵、罗贯中和吴承恩集其大成，并进行提炼加工，运用其丰富的阅历和想象，以及他们各自的文学功力、文学才华，甚至对原型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而成为不朽的巨著。”（《通俗文学十五讲》，范伯群、孔庆东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一版）20世纪初叶，梁启超等把“小说界革命”作为社会改良的第一步。1902年，他发表了《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虽然有些矫枉过正，但却极大地提高了小说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小说才登上了大雅之堂，风靡文坛。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录了305篇作品，代表了2500多年前约500多年间的诗歌创作，分为“国风”、“小雅”、“大雅”、“颂”4个部分，民间歌谣占有重要位置。汉代从武帝开始设立乐府，专门负责制定乐谱、训练乐工和搜集歌词。现存的两汉乐府民歌40首左右，代表了汉代诗歌的最高成就。宋词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唐代的民间歌谣，敦煌曲子词的发现提供了很好的例证。元曲，则来自于元代民间杂剧。

    至于说到戏剧，那更是起源于民间，别的不说，单从过去把演员称作“戏子”，现在叫做“表演艺术家”，就可以作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