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使用第几人称最适宜

    特手们在进入写作状态时，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用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就像摄影需要选择不同的镜头、演唱需要选择不同的唱法，在特稿中，针对不同内容选择不同的人称，对于增强表达效果是很有帮助的。

    1999年9月，湖南文艺出版社分别出版了《十八年〈家庭〉特稿精选》和《十五年〈知音〉特稿精选》。出于研究的需要，笔者以这两本选集为蓝本，对《家庭》、《知音》使用人称问题进行了统计。在《十八年〈家庭〉特稿精选》中，共发表了44篇特稿，其中，使用第一人称的有11篇，使用第三人称的有33篇；在《十五年〈知音〉特稿精选》中，共发表了52篇特稿，其中，使用第一人称的有16篇，使用第三人称的有36篇。由此可知，在特稿中，使用第三人称要比使用第一人称多得多。

一、 第三人称：他

　　站在“第三者”的平台上，使用第三人称进行描述，也叫全知型描述。

　　比如，在《热泪横流，不屈男孩终成研究生》中，湘男写道：

2003年9月1日，在国家重点大学广州中山大学的研究生报到处，一个架着双拐，两腿严重畸形，身躯矮小的男孩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他就是本文主人公孟令奇——因为身体重残，他曾无数次被学校拒之门外，受尽艰辛和磨难。但他却没有退缩，越挫越勇，风雨兼程，拖着瘫痪的下肢，一步步爬着过小学、中学、大学的艰难之旅，并终于成为高等学府第一名重残研究生……

　　年轻朋友们，当你读完这篇故事，在感动之外，相信你会再次感叹“爱拼才会赢”这一真理！

比如，在《从神偷到总经理》中，关向东写道：

哈尔滨市新潮时装有限公司总经理兰虎，他38岁的人生，充满着传奇色彩，16岁蹲拘留所，19岁被判刑劳改，刑满释放后，历尽艰辛，创业娶妻，成为私营企业家……

再比如，在《抖一抖张召忠的“老底儿”》（详见《传记文学》2003年第五期），余音写道：

3月20日，北京时间10时30分，美国对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发起了空袭，伊拉克战争由此打响。与此同时，中央电视台迅速做出反映，分别在一、四频道推出了“伊拉克战争”、“关注伊拉克战事”直播报道。在强大的特邀专家阵容中，“中国首席军事评论员”张召忠轮流坐在两个直播频道的第一把交椅上，面对前方记者传回的各种战报、信息，以坚实的理论功底、缜密的逻辑推理和出众的表达能力，胸有成竹地分析着变幻莫测的战争风云，深入浅出地解答着观众们关注的各种问题，较好地展示了中国当代军事理论家的风采，受到社会各界的交口称赞。自1998年2月美伊危机以来，每逢国际上发生战争，张召忠就会抛头露面，成为炙手可热的“明星”，光彩照人。

　　保密，是军人的基本素养。作为军事理论家、中国新军事革命的启蒙者，张召忠更是深居简出，远离“炒作”。所以，张召忠头上始终罩着一副神秘的光环，许多读过他的书、看过他的节目的读者、观众对他是久闻其名，不知其人。

　　那么，张召忠为何方“高人”？他是怎样走向军事理论研究道路的？在战事评点的幕后，他是如何学习、生活、研究的？中国书市上“张召忠现象”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作为记者，我有幸多次采访张召忠，并与其保持了较多的联系。现将我所了解的张召忠的“老底儿”如实写出来，还庐山真面目，以便于广大读者更多地了解、认知、关爱他。

这种全知型描述可以让特手左右逢源，自由洒脱，比较符合特稿读者的阅读心理需求。

　　在特稿写作中，为什么全知型描述运用的比较广泛、普遍呢？柳达指出：

写小说属于个体劳动，读小说其实是在解读个体，因此宁愿更多的关心自己的当代人逐渐失去了看小说的耐性。而特稿关注的是大众生活，能及时地反映当代人普遍的苦与乐，所以以特稿为主体的这样一种快餐文化就此应运而生了。

　　我在特稿实践中最大的体会就是，特稿作为一种文化产物能最大限度地融入社会，与生活互动。我在采写过程中经常会遇到蒙受冤屈的当事人，一篇特稿出来后不仅能给予当事人精神安慰，还能在当事人与各种不良势力交涉时作为“武器”，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今特稿所能起的作用远非小说所能比拟。就我采写的《22个上海弃儿寻亲记》而言，江苏寻找他们的亲人，一边在采写中体会他们的喜怒哀乐，并以此为基础完成了长篇报告文学《震动全国的弃儿寻亲大行动》，央视和地方电视台都对此做了专题节目，不仅个人收到了很好的经济效益，更在解决当事人痛苦的过程中起到了较好的社会效益。

因此，语言上要通俗、鲜活、大众化，人称上要多使用第三人称，让读者读到特稿，就像听朋友讲故事那样真切、亲切，而不能像当代小说家那样，语言上很自我，内容上很自我，又爱用第一人称来说事，容易与读者产生一定的隔阂。

二、第一人称：我

　　与使用第三人称相比，使用第一人称虽然相对少一些，但是，由于使用第一人称有助于强化特稿的真实性，所以，在写作煽情类、维权类、揭秘类、家教类等特稿时，也是经常使用的。

　　怎样将分散的材料巧妙串联起来、集于“我”一身呢？王炳辉结合自己的采写体会做了如下回答：

由于我不擅长讲理论，对于这一问题只能将我以前写的一篇发表在《华西都市报》并获得一等奖的稿子拿来作为例子。这篇稿子题为《53名偷渡者海上历险记》，当时我到拘留所采访时，被采访的偷渡人员多达12个，采访了足足两天，他们每人讲述的情况我都记了10多页纸，而且每人的经历都有许多不同之处，即使对同一时间发生的同一事件的描述也都有出入，如果我把每个人的经历都写出来，那肯定是一部十几万字的长篇，而且又要不断转换叙述角色，其中相似的情节又相当的多，要是那样写的话，这篇东西读者肯定不爱看，我当然不会这样写。于是我从中找出了焦点人物，那就是这艘偷渡船的“船长”，也就是这次偷渡事件的发起人之一，我采用这名“船长”自述的方式，把我从12个偷渡者所叙述的，从在家乡准备偷渡到海上历险，直至被遣送回来的经过全由“船长”一人“说”出来，这么一串连，情节就顺了，主题集中并凸现了，情节和细节也非常好看了。

在使用第一人称的时候，还有这样三种情况：

　　其一：我=作者，也就是特稿中的内容都是作者本人的亲历。比如：《余音：我用铁笔斗传销》（详见《北京青年报》2001年1月17日），描述的是我在揭露、打击传销集团——“消费联盟”的过程中，为了“铁肩担道义”，警醒社会，使众多百姓免受其骗，而不畏凶险，不怕阻力，不辞劳苦，深挖猛追，并远赴“消费联盟”老巢之一的云南昆明卧底采访，终于将“消费联盟”借异地介绍工作之名、行骗人骗财之实的真相大白于天下的传奇故事。

再比如，《我就是要打赢这场官司》（详见《中国青年报》2000年12月7日），描述的是我为了揭露、打击网上扒稿歪风，于2000年11月8日，在记者节之际，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状告《北京青年报》记者从网络上剽窃我的关于王刚义冬泳系列报道的部分章节，使剽窃者及其媒体“丢人现眼”、赔款道歉，从而警醒世人，维护了广大作者的合法权益，成为“中国网上反扒第一人”的经历。

　　其二：我≠作者，特稿中的内容是作者采写的，被采访者与作者不是同一个人，特稿中的“我”就是被采写对象。比如：《海上“铁人”张健妻子讲的故事》（详见广州《家庭》2000年第10期下半月版头题）在导语中做了如下交代：

8月14日，也就是张健成功横渡渤海海峡的第4天，记者来到他下榻的大连21世纪大酒店总统套间。进门后，记者将一束写着“勇士渡渤海，壮举载青史”的鲜花赠送给张健，他称谢后，用双手捧着花转赠给妻子李小娜。张健精神饱满、身材魁梧，他的手臂、脖子等处仍伤痕累累，搽满了红药水。他的妻子李小娜清秀、漂亮，在大山一样厚实的张健身旁，她温柔得像一道清澈的溪水。面对记者，李小娜首次讲述了他们的家庭生活，讲述了她那不平凡的丈夫，言语间充满了对丈夫的情和爱……

下面，就顺其自然地把描述主体转换为“我——李小娜”。

　　其三：特稿中的内容是经过作者整理的被采访者的“口述实录”。比如：

1980年8月至1983年8月，我受解放军总医院的派遣，非常荣幸地担任了小平同志的保健医生，在他身边工作了1000多个日日夜夜。这段时间，正值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初期，改革开放刚刚起步。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设计师，小平同志运筹帷幄的伟人风范，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特别是他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的伟人风采，现在回忆起来，还是那样生动、真切，一切就仿佛发生在昨天一样……

这篇题为《非常荣幸，我曾是邓小平的保健医生》（详见《知音》第7期下半月版）的特稿，就是采用“傅志义口述、余音整理”的方式描述的。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采用后两种模式，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更加强化内容的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