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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海“孤岛”时期“洋旗报”的“五月危机”研究 (1)
2008-07-21 16:06:25  作者:王涵咏  来源:文汇报  文字大小:【】【】【
  •    ■王涵咏 1937年11月12日,国民党军队西撤后,上海外围地区尽入日军铁蹄蹂躏之区域。此时,日本尚未向英、美、法等国宣战,迫于国际条款而没有进占租界。上海市区的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如同“孤岛”上 ...
   ■王涵咏
   
    1937年11月12日,国民党军队西撤后,上海外围地区尽入日军铁蹄蹂躏之区域。此时,日本尚未向英、美、法等国宣战,迫于国际条款而没有进占租界。上海市区的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如同“孤岛”上幸存的“危巢”,从此孑立于日占区包围之中。
   
    这一时期,为了摆脱日伪的新闻检查,爱国抗日的上海报人利用租界当局的“中立政策”和“治外法权”,以外商名义创办并出版了多份报刊,当时普称为“洋旗报”,由此而构成了中国现代新闻史上独特的“洋旗报”现象。“孤岛”时期的“洋旗报”现象牵连着当时云诡波谲的国际关系背景与错综复杂的国内外政治局势,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和宝贵的报史价值。
   
从“洋旗报”的源起与壮大说起
   
    日军占领上海后,接收了原国民党中宣部设立在租界内的上海新闻检查所,威胁上海12家报社,不得在报刊舆论中损害日本利益,否则“一切后果自负”。自11月下旬起,上海租界内出版的大批抗日报刊先后被迫停刊,其中不少报刊迁往内地或香港出版。据1937年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称:“自11月华军退出上海后,出版物之停刊者,共30种,通讯社之停闭者共四家,包括中国政府机关之中央通讯社在内。”(《上海新闻史》)此后,孤岛新闻界一度陷入了“万马齐喑”的时期。
   
    1938年1月25日出版的《每日译报》采取“洋旗报”的策略,利用日伪与“第三国”势力在租界上的互相牵制与平衡,于两者对峙的夹缝中求得生存,率先打破了僵局。这份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以英商名义出版的报刊,利用租界的特殊条件,摆脱了日伪的新闻检查,向读者宣传爱国抗日的主张。仅四天后,又一家以抗日救亡为主旨的英商报纸《文汇报》出版,严宝礼任总经理,聘请英国人克明任董事长。
   
    不久,转战香港的《申报》在马荫良的率领下,回师上海。事实上,“19世纪后半期的《申报》就是洋人出钱,中国的秀才办报”(《申报的兴衰》)。复刊后的《申报》以美商哥伦比亚出版公司名义出版,一再强调“主和即汉奸”、“媾和即灭亡”的抗日观点。
   
    此后,由中国人主办,向外国政府注册,挂上一面洋旗,改为“洋商报”的抗日报纸在租界层出不穷,重新构建起一个强大的抗日宣传阵营。截至1939年4月底,上海租界内以抗日宣传为主旨的“洋旗报”,已达17种之多,总销量约为20万份。至此,“洋旗报”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形成了波澜壮阔的新闻界抗日救亡运动。
   
“五月危机”的酝酿
   
    伴随着“洋旗报”队伍的日益壮大,沉寂的孤岛一时间“万鼓雷殷地,千旗火生风”。然而,纵观国内外时局,即将爆发的“五月危机”正在酝酿之中。国际方面,时至1939年4月,德国法西斯日益嚣张,欧洲局势紧张。英法等国无暇东顾,一心希望中日媾和,如法炮制又一个“远东慕尼黑”。据《抗战时期的对外关系》一书披露,当时的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向日本外相表示,如果日本同意缔结和平协定,英国政府愿意承担使中国方面停止一切排日活动的责任。西方国家妥协的绥靖政策使得日本更加有恃无恐,对上海租界当局不断施压,要求取缔租界内的抗日报刊。
   
    国内方面,1938年武汉会战以后,抗日战争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提出“建立东亚新秩序”、“以战养战”等新的侵略方针,把战略重点转向后方,加强对日占领区的控制。日本御前会议在《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中指出:日满华应该在宣传方面,废除那些相互之间破坏友谊的措施,并在将来禁绝这种情况。(《中日关系五十年大事记》)在这样的背景下,孤岛“洋旗报”的生存益发面临威胁、如履薄冰。
   
    而即将来临的五月,在日本侵略者眼中,又注定是个“麻烦重重”的月份。
   
    中国人将在这个“五月”里举行众多的政治纪念活动。或许,也因为上述缘由,国民党决定在1939年5月1日正式开展全国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蒋介石在重庆亲自主持首次会议并训词。会后,重庆万余人进行了火炬游行。日本领事三浦当时就向租界工部局抗议,要求禁止租界内的“国民精神总动员”活动,查封所有刊载这一活动消息的报纸。日本方面意识到一股爱国的热潮正汹涌而来,而上海此时“占着中国抗日言论的中枢地位,也非过言。所以上海的抗日报纸,如果能把它们溃灭,就等于把全中国抗日言论封锁了一样。”(《上海新闻史》)于是,侵略者们阴谋在“五月”,对孤岛的洋旗报刊下手,一场风暴转瞬而至。
   
“五月危机”的爆发、发展与结局
   
    1939年5月1日,一场抗日报刊的生存危机爆发。工部局在当日发布公告,明令取缔租界内一切政治团体和政治宣传活动。5月11日,工部局又与法租界公董局发布联合布告,强调其取缔抗日报刊及其宣传活动的立场。5月2日,《中美日报》全文刊登了蒋介石在重庆发表的为实行全国总动员的演讲,《新闻报》、《申报》等报纸也进行了摘要式报道。工部局视之为必须取缔的政治宣传活动,立刻警告这几家报纸,不得续载蒋介石的演讲及相关内容。此后,《中美日报》、《文汇报》、《译报》和《大美报》四家报馆又刊登了蒋介石在生产会议上的演讲词,说要加紧经济建设,整军生产同时并进,完成抗战建国任务。为此,《文汇报》和《译报》因此被勒令停刊两周,《大美报》、《中美日报》被吊销登记证。
   
    《文汇报》停刊的第二天,《申报》的第五版和《新闻报》的第七版上,刊登了同样格式、大字的“英商文汇公司启示”,全文为:“本公司接英领事馆通知奉英大使谕,本公司所发行之文汇报及文汇报晚刊,自即日起停刊两星期此启”。同一天,《申报》刊出一则引人瞩目的新闻,标题为:“租界严重局势中华字报纸不幸遭遇文汇报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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