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商报史话 (3)
- 一 “八·一三”上海战争爆发,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由此全面展开。经过三个月的激战,1937年11月12日,国民党守军撤退,上海陷于日本侵略者之手。但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依然保持着英、法等国的行政权力。两租界 ...
局面,这是政治上的大转折和大进步。但国民党和对国共合作依然貌合神离,隔膜重重,在国统区,共产党的声音依然被严密封锁。反而是国民党统治势力所达不到的“孤岛”上,在新闻界出现了比较生动活泼的气象。有的报纸打开禁区,大量揭载有关陕甘宁边区、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新闻报道、通讯特写,共产党领导人物的言论和生活素描,甚至利用“读空前未有的新闻”,也将是永垂后世的史实。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40年3月,汪精卫傀儡政府在南京成立。同年九月,日、德、意三国订立军事同盟。中国的抗日战争,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现在汇成不可分割的整体。形势一变,租界名存实亡。界内特务横行,绑架暗杀成风,成了恐怖世界。1940年7月1日,汪精卫以“代理主席”、“行政院长”的名义,“危害人民贻害国家”的罪名,发布了对上海八十三名“首恶”的通缉令。其中有国民党派驻“孤岛”的首脑人物,亲重庆的海上闻人,少数民主人士,而新闻工作者最多,显然是主要目标,其罪状就是“潜身上海租界,献媚独夫,卖身共匪”,“假藉第三国人名义,经营报馆,终日造谣煽动破坏”。列名其间的,有《申报》的马荫良、伍特公、胡仲持、瞿绍伊、张叔通、张一萍、赵君豪、金仲华,《新闻日报》的汪仲苇、顾执中、王人路、严兰深(倪兰深之误)、徐耻痕(曾任职《文汇报》),《大美报》和《大美晚报》的张似旭、程振章、吴中一、张志韩、高季琳(即柯灵,曾任职《文汇报》)等人。接着就是血腥的屠杀。《大美》系统牺牲最多,张似旭、程振章、朱惺公、李骏英四人先后被暗杀;朱惺公本来“榜上无名”,因为在报上公开骂贼,死得最壮烈。在此前后,瞿绍伊、顾执中遭枪击受伤而幸免于难;金学成、钱纳水、唐焕栋、倪兰深、严独鹤,都曾遭逮捕、绑架或传讯。
最阴险的一手,是日本侵略者对付新闻界的老办法:用钱收买。《文汇报》就是因为英籍发行人克明的出卖而被活生生摧折的。《每日译报》的夭折,也由于类似的原因,但这只能算是例外,终“孤岛”历史结束之日,中国爱国的新闻工作者,在洋商招牌的掩护之下,一直坚持到最后。
五
1941年12月8日,野心勃勃的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进占上海租界,挂着洋商招牌的抗日报纸和真正的洋商报纸,全部被迫停刊。《申报》、《新闻报》被日本军管,成为他们的鹦鹉舌。
在抗日战争中同情和帮助中国人民的上海外籍新闻工作者,如英文《密勒氏评论报》主笔鲍威尔(J.B.Powell)、英文《远东》杂志主笔伍德海(H.G.W.Woodhead)、英文《大美晚报》主笔奥柏、《新闻报》监督福开森,都进了集中营。福开森——这位居留中国六十年的美国传教士,因为进行宗教、教育、新闻、政治等多方面的活动而著名(现在的武康路,在租界时代,即命名为福开森路),他担任的并不是一个光彩的角色,但最后却为中国人民做了一件好事。
在日本宪兵队对上海文化界的大逮捕中,并没有忘记同爱国的新闻工作者算账,和《每日译报》有关的党员编辑冯宾符,《文汇报》的严宝礼、费彝民、储玉坤、柯灵都曾遭逮捕,受到严刑拷打。
上海洋商报历史的最后结束,是在建国以后。抗战胜利,租界已经一去不复返,《字林西报》却依仗过去的历史地位,照常复刊出版。这张报纸曾经长期叫嚣对中国的战争,早在十九世纪末叶,就在社论里大言不惭,宣称“绝对者通信”的方式,公开讨论去延安的路线和走法,使读者耳目一新(例如《文汇报》,就是这样做的)。同时这些报纸,为了坚持团结抗日的原则,全力维护蒋介石抗战领袖的形象,作为民族解放斗争的旗帜,《每日译报》、《文汇报》等报的被罚停刊两周,就是因为在1939年5月16日全文发表了蒋氏在生产会议上的训词《告全国同胞书》,触怒了日本侵略者,可为明证。这种坚持团结、坚持开明进步的办报方针,无疑是推进抗战大业所必需的。
抗日报纸全部艰难复杂的斗争过程,大大锻炼了新闻记者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在群众中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中国知识分子在漫长曲折、多灾多难的历史考验中,形成“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优良传统,又一次在新闻战线上显示出它的威力。
所有这一切,都是用高昂的代价取得的。
抗日报纸是日本侵略者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就采用一切有乖人类文明的手段,力图加以扼杀。先是威胁:向报馆发恐吓信,送血淋淋的人手,在马路的电线杆上挂人头;或者玩弄卑劣的阴谋,冒用读者的名义表示慰劳,向报馆送注射毒药的水果。接着是实行武装袭击,向报馆投掷手榴弹。《文汇报》首先挨炸,伤二人,死一人,报馆发行科的普通工作人员陈桐轩,成为“孤岛”抗日新闻战线上殉难的第一人。《每日译报》、《申报》和《大美晚报》,都受过狂暴的袭击和捣毁。但是这并没有迫使新闻界畏缩和屈服。报馆采取了消极的防卫措施,安铁丝网,装铁门,雇用租界的巡捕昼夜站岗守卫,俨然是个堡垒。在报纸版面上,则不断加强揭露,加紧进攻。在世界新闻史上,这是不用担心我们会被来自下层的任何要求逐出上海,它预言那时在公园里玩耍的外国孩子,会留下来庆祝上海租界的百年纪念。它的预言并没有实现,在中国解放后,它也依然没有改变原来的帝国主义立场,这样自然也就失去了它继续存在的任何理由。1951年3月31日,《字林西报》永久停刊。这是一个鲜明的标志:表示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经过百年来前仆后继的奋斗,终于站起来了。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40年3月,汪精卫傀儡政府在南京成立。同年九月,日、德、意三国订立军事同盟。中国的抗日战争,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现在汇成不可分割的整体。形势一变,租界名存实亡。界内特务横行,绑架暗杀成风,成了恐怖世界。1940年7月1日,汪精卫以“代理主席”、“行政院长”的名义,“危害人民贻害国家”的罪名,发布了对上海八十三名“首恶”的通缉令。其中有国民党派驻“孤岛”的首脑人物,亲重庆的海上闻人,少数民主人士,而新闻工作者最多,显然是主要目标,其罪状就是“潜身上海租界,献媚独夫,卖身共匪”,“假藉第三国人名义,经营报馆,终日造谣煽动破坏”。列名其间的,有《申报》的马荫良、伍特公、胡仲持、瞿绍伊、张叔通、张一萍、赵君豪、金仲华,《新闻日报》的汪仲苇、顾执中、王人路、严兰深(倪兰深之误)、徐耻痕(曾任职《文汇报》),《大美报》和《大美晚报》的张似旭、程振章、吴中一、张志韩、高季琳(即柯灵,曾任职《文汇报》)等人。接着就是血腥的屠杀。《大美》系统牺牲最多,张似旭、程振章、朱惺公、李骏英四人先后被暗杀;朱惺公本来“榜上无名”,因为在报上公开骂贼,死得最壮烈。在此前后,瞿绍伊、顾执中遭枪击受伤而幸免于难;金学成、钱纳水、唐焕栋、倪兰深、严独鹤,都曾遭逮捕、绑架或传讯。
最阴险的一手,是日本侵略者对付新闻界的老办法:用钱收买。《文汇报》就是因为英籍发行人克明的出卖而被活生生摧折的。《每日译报》的夭折,也由于类似的原因,但这只能算是例外,终“孤岛”历史结束之日,中国爱国的新闻工作者,在洋商招牌的掩护之下,一直坚持到最后。
五
1941年12月8日,野心勃勃的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进占上海租界,挂着洋商招牌的抗日报纸和真正的洋商报纸,全部被迫停刊。《申报》、《新闻报》被日本军管,成为他们的鹦鹉舌。
在抗日战争中同情和帮助中国人民的上海外籍新闻工作者,如英文《密勒氏评论报》主笔鲍威尔(J.B.Powell)、英文《远东》杂志主笔伍德海(H.G.W.Woodhead)、英文《大美晚报》主笔奥柏、《新闻报》监督福开森,都进了集中营。福开森——这位居留中国六十年的美国传教士,因为进行宗教、教育、新闻、政治等多方面的活动而著名(现在的武康路,在租界时代,即命名为福开森路),他担任的并不是一个光彩的角色,但最后却为中国人民做了一件好事。
在日本宪兵队对上海文化界的大逮捕中,并没有忘记同爱国的新闻工作者算账,和《每日译报》有关的党员编辑冯宾符,《文汇报》的严宝礼、费彝民、储玉坤、柯灵都曾遭逮捕,受到严刑拷打。
上海洋商报历史的最后结束,是在建国以后。抗战胜利,租界已经一去不复返,《字林西报》却依仗过去的历史地位,照常复刊出版。这张报纸曾经长期叫嚣对中国的战争,早在十九世纪末叶,就在社论里大言不惭,宣称“绝对者通信”的方式,公开讨论去延安的路线和走法,使读者耳目一新(例如《文汇报》,就是这样做的)。同时这些报纸,为了坚持团结抗日的原则,全力维护蒋介石抗战领袖的形象,作为民族解放斗争的旗帜,《每日译报》、《文汇报》等报的被罚停刊两周,就是因为在1939年5月16日全文发表了蒋氏在生产会议上的训词《告全国同胞书》,触怒了日本侵略者,可为明证。这种坚持团结、坚持开明进步的办报方针,无疑是推进抗战大业所必需的。
抗日报纸全部艰难复杂的斗争过程,大大锻炼了新闻记者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在群众中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中国知识分子在漫长曲折、多灾多难的历史考验中,形成“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优良传统,又一次在新闻战线上显示出它的威力。
所有这一切,都是用高昂的代价取得的。
抗日报纸是日本侵略者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就采用一切有乖人类文明的手段,力图加以扼杀。先是威胁:向报馆发恐吓信,送血淋淋的人手,在马路的电线杆上挂人头;或者玩弄卑劣的阴谋,冒用读者的名义表示慰劳,向报馆送注射毒药的水果。接着是实行武装袭击,向报馆投掷手榴弹。《文汇报》首先挨炸,伤二人,死一人,报馆发行科的普通工作人员陈桐轩,成为“孤岛”抗日新闻战线上殉难的第一人。《每日译报》、《申报》和《大美晚报》,都受过狂暴的袭击和捣毁。但是这并没有迫使新闻界畏缩和屈服。报馆采取了消极的防卫措施,安铁丝网,装铁门,雇用租界的巡捕昼夜站岗守卫,俨然是个堡垒。在报纸版面上,则不断加强揭露,加紧进攻。在世界新闻史上,这是不用担心我们会被来自下层的任何要求逐出上海,它预言那时在公园里玩耍的外国孩子,会留下来庆祝上海租界的百年纪念。它的预言并没有实现,在中国解放后,它也依然没有改变原来的帝国主义立场,这样自然也就失去了它继续存在的任何理由。1951年3月31日,《字林西报》永久停刊。这是一个鲜明的标志:表示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经过百年来前仆后继的奋斗,终于站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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