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或通过租界，到1932年“一·二八”战争发生，公共租界就以“中立”为托辞，明显偏袒日本侵略者，由英、美等国出任“调停”而签订的《停战协定》中，竟规定日本可以在租界驻军而不许中国军队接近上海，引起了上海市民的强烈抗议和责难。对中国的内战，租界当局则照例调遣军队，剑拔弩张，实行戒严，维持其所谓“武装中立”；一方面又明日张胆地支持反动军阀，阻止中国革命的进程，在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中，就都出现过这种可诅咒的事实。
　　根据国际惯例，只有交战国以外的第三国，不介入纠纷而确实持公正态度的，才具备“中立国”的资格；租界不同于殖民地，依然是中国的领土，英法等国只具有租借权，宣布“中立”本来就是自我作古，于理有亏，于法无据。历史表明，军国主义时期的日本，从来就不承认国际公认的道义和法律约束，当然更不会尊重上海租界的“中立”地位。日本占领上海之后，不以战胜国的姿态立即进军租界，并非忽然改变作风，有了彬彬如也的绅士态度，而是出于老谋深算的战略考虑。1937年10月1日，日本最高领导层内阁总理、外相、陆相、海相共同决定的《处理中国事变纲要》中，就明白规定：“在上海周围，划定一个非武装地带。但是，对上海的安全保障，采取与有关各国共同负责的原则。”“对第三国的外交措施以及与此相应的各种工作，一方面使他们保持对我方的好意，一方面采取措施，不与第三国发生纠纷，避免导致它们进行干涉。军事行动以及与此相应的各种工作，也要慎重施行，须符合以上宗旨。”同年12月24日的内阁会议和1938年1月11日御前会议中，又分别作出决策：“规定帝国经济权益的计划，目标以上海为据点，确立帝国向华中方面经济发展的基础”，“决心尊重第三国利益，在对华经济发展上，将专用自由竞争来获得优越地位”(请注意：这是以军事力量为后盾的“自由竞争”)。日本首相近卫文磨有个智囊团“昭和研究会”，其中附设“中国问题研究所”，在1938年6月所提供的密件《关于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办法》中，更详细制订了处理国际关系的对策：“对于英、美、法等资本主义列强，必须竭力避免发生磨擦，确保和开辟世界市场是维持发展我国经济力量的基本条件。必须留意不造成这方面的障碍，也必须留意小是机械地进行自给自足政策而造成我国的孤立。同时，利用列强之间的对立和他们对于在华权益受损的恐惧心理，以保证和助长他们的在华权益为诱饵，积极地打开同他们的关系。以不使它们侵犯我国大陆政策的中心课题为限度，采取调整措施。”其中如何对待英、法、美等国，分别采取妥协、威胁、安抚等不同方针，都有具体的规划。
　　正是这种庞大的政治背景，使上海在覆巢之下，保全了“孤岛”这一枚完卵。而中国的抗日新闻战线也就利用这隙缝找到了生存空间，这当然是日本侵略者所始料不及的。
　　洋商报纸是租界的派生物，因为殖民主义者需要自己的耳目和喉舌。1843年，英国根据《南京条约》在上海开埠以后，到1950年，就创办了英文的《北华捷报》周刊(North China Herald)，这是外国人在中国办报的嚆矢。——值得注意的是：英租界洋人户口，初期为数极少，据1849年统计，只一百七十五人。至1855年，也才二百四十三人。仅有这样少量的读者对象，却居然办起报纸来。1864年，《北华捷报》合并扩充为日一《字林西报》(North China Pailg Neas)，这是上海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的英文报纸，后来实际上成为公共租界英国当局的宣传机器。稍后的是1879年出现的英文晚报《文汇报》(Shanghai Hercury，“孤岛”时期创办的抗日报纸《文汇报》，就袭用了它的名称)，办了五十多年，到1930年,才归并于英文《大美晚报》(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Hercury)，这是代表美国的声音，殖民主义色彩不如《字林西报》强烈，影响也逊于前者。此外凡是能在上海分享杯羹的国家，如法、德、俄、日，也先后用本国文字或华文发刊报纸，有的还不只一种(1933年12月，有人统计当年在上海出版的英文杂志，就有三十二种之多。其中有一种，是上海犹太人协会的机关报《犹太月报》)。根据现在手头有限的材料来看，所有这些洋商报纸，绝大多数是为帝国主义的掠夺政策服务的，有些即使从西方的新闻道德来衡量，也完全达不到标准线。1900年八国联军之后，由于上海的西方记者根据道听途说，加上自己的想象，胡编乱造新闻报道，就曾使上海在西方得到“说谎城市”的徽号。只有少数报刊，表现出有限度的公正态度；少数中的少数，如著名的《密勒氏评报》，能够同情中国革命，支持中国的进步运动。以数量论，洋商报纸中以英文报为最多，但日本人最善于无所不用其极地利用新闻手段，为其侵略野心服务。除了自办报纸，还致力于收买舆论。1904年日俄战争时期，他们用收购股票的办法，渗进英文《文汇报》，使之堕人彀中；1921年华盛顿会议期间，他们又大肆活动，收买美国舆论，使英文《远东时报》改变面貌；1934年，还计划利用上海的犹太人办报，鼓吹“亚细亚民族的大团结”。
　　中国进步的新闻工作者，在内外反动势力的压迫下成长起来，锻炼了自己的斗争艺术，上海新闻界能以在日本武装侵入者四面包围中构筑起坚强的抵抗阵线，正是租界时代的反面经验的正面运用，也可以说是对日本侵略者的历史性惩罚。
四
　　“孤岛”时期托名洋商的抗日报纸，有几点经验，值得特别注意。
　　1．充分证明了信息媒介对人民生活血肉相连的关系，特别是处于重大的历史时期。上海沦陷，对三百万市民来说，不但是空前的大灾难，而且在政治上完全陷入盲聋状态，成了和祖国大地隔绝的孤儿。抗日报纸的兴起，就使“孤岛”不孤，使上海市民和全国人民的脉搏息息相通，鼓舞了斗志，打击了侵略者的气焰。而且这种影响，不限于上海一地，而是全国性，乃至世界性的，因为上海是一个国际性的城市。
　　2．由于中国长期的封建统治，在历来的政治生活中，几乎没有民主和自由的立锥之地，凡是不同于统治阶层的任何主义和思潮，都认为是异己，是叛逆。这种思想上的自我封闭，正是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病根之一。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国共分裂，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乃至一切较为激进的思想，都被认为是异端，其结果是导致十年内战，国弱民贫，日本武装入侵。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全国用结抗日

[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