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八·一三”上海战争爆发，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由此全面展开。经过三个月的激战，1937年11月12日，国民党守军撤退，上海陷于日本侵略者之手。但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依然保持着英、法等国的行政权力。两租界弹丸之地，陷于四面武力包围之中，形如孤岛，直至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揭幕，日军进占租界为止，为时约四年有零，史称“孤岛时期”。
　　在以残暴野蛮闻名于世的日本侵略军铁蹄下，上海新闻界利用租界的特殊地位，艰苦卓绝地建筑了一座坚强的心理长城，作为沦陷区人民抗日斗争的号角，表现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这种经验，不论在中国新闻史或世界新闻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二
　　上海沦陷，奴隶的命运落到了三百万市民的头上。新闻界有一个短暂的观望时期，有的报纸照常出版，但高昂的战斗气氛在版面消失了，个别的报纸副刊开始出现粉饰太平的文字。
　　日本侵略者对新闻界暂时没有采取行动，因为希特勒德国的驻华大使陶德曼正在南京——东京——柏林之间电讯交驰，进行绝密的穿梭外交，其目的是帮助日本胁迫国民党政府媾和。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对徒手的平民进行了举世罕见的大屠杀。这被认为是“日本军事上的巨大胜利和中国的严重失败”，东京立刻推翻前议，提高要价，到了国民党无法忍受的程度，陶德曼的调停以失败告终。战争升级了。设在上海虹口的日军报道部，在攻陷南京的第二天，就悍然宣布对租界内的华文报纸实施新闻检查。——这清楚地表明了租界当局对日本侵略者的妥协，也预示着“孤岛”新闻战线面临的艰难处境。
　　对这个事件的直接反应，是在新闻界影响最大的《申报》、《大公报》立即停刊，表示决绝。《新闻报》、《时报》、《大晚报》委曲求全，接受检查，继续出版。但《大晚报》部分重要的编辑和记者公开登报，宣布退出，其中有周木斋、邵宗汉等人；《新闻报》则有余空我、郭步陶等毅然告退，甘冒生活乃至生死的风险，保持了新闻工作者应有的节操。
　　《救亡日报》是党领导下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在“八·一三”的炮火声中才诞生，主持人是夏衍和阿英。早在国民党军队撤出上海后十天，11月23日，就率先自动停刊了。紧接着，相继停刊的是《立报》(11月24日，于1938年4月在香港复刊)、《民报》(11月24日)、《时事新报》(11月27日，1938年4月在重庆复刊)、《神州日报》(12月1日)。玉碎瓦全，在这里看到了分明的界线。
　　12月9日，夏衍又受中共地下江苏省委文委指派，主持创刊了《译报》。内容全部译载外国报纸、期刊、通讯社等有关抗战的消息和评论。这是第一个试验气球，测验抗日新闻战线在这种局面下还能发挥多少作用。但只出版了十二天，就被公共租界工部局以“未经登记”为借口，责令停刊了。
　　12月16日，作为外商华文报纸对日本检查新闻的一个反响，美商《大美晚报》的社长兼发行人史蒂(Start，C．V．)发表了《责任声明启事》，说明英文版和华文版的《大美晚报》属于一家，编辑方针完全相同，取材与实质大同小异，两报“皆服膺报纸言论自由之精义，敢作无畏及切实之评论，及登载不参成见、纯重事实之新闻。两报虽为美人所有，但对于服务带有国际性的上海社会之责任，亦极能认识”。因此，“两报不受任何方面之检查”。这是个清楚的信号：洋商的华文报纸可以享有不受日方检查的权利。
　　1938年1月12日，《译报》改名《每日译报》，打起英商的招牌出版了，发行人兼总编辑为英籍的孙特司·裴士(Sunders-Batos)，经理鲍纳(N．E．Bonner)，实际上他们只是受金钱雇佣的守门神，真正的负责人是梅益、林淡秋、王任叔等党员作家。这是党在“孤岛”设置的灯塔和传声筒。
　　相隔五天，《文汇报》不约而同，也于1938年1月25日问世。挂的也是英商招牌，发行人兼总主笔克明(H．M．Cumine，英籍)。报头上还标明了英文报名：The Standand．创刊号上由克明署名的《告读者》书中，强凋“本报本着言论自由的原则，绝不受任何方面有形无形的控制”。创办人以爱国人士严宝礼(京沪、沪杭两路局高级职员)为首，总编辑是原《民报》的胡惠生，2月20日左右，原《大公报》的徐铸成以主笔名义参加，撰写社论，成为实际的编辑部负责人。
　　《文汇报》以其鲜明的爱国主义旗帜，对一般读者具有相当吸引力的内容与言论，很快在读者中博得声誉，销路超越了历来占全国首位的《新闻报》。而《新闻报》接受日方检查的结果，销路直线下跌。这就等于举行了一次明白无误的民意测验：当时读者需要的是什么，新闻事业应遵循的是什么路线。
　　于是洋商的幌子挂满了“孤岛”的报坛。英商《导报》、《大英夜报》接踵而来；已经停刊的《申报》东山再起，以美商哥伦比亚印刷公司的名义，由美国律师阿乐满(N．F．Aleman)(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之一)担任主笔，于1938年10月l0日
　　(请注意：10月10日是中华民国的国庆节)复刊；《新闻报》和《大晚报》也先后易帜，前者向美国特拉华州注册，由美商太平洋公司发行，曾经长期控制《新闻报》的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重新出任监督；后者改在香港注册，英国驻华大使馆特给发行执照。后来的《中美日报》和《正言报》，挂的也是洋商招牌，加上抗战前已经出版的《大美晚报》和《华美晚报》，上海滩上除了汉奸报和消遣性的小型报，成了清一色的“洋商报”天下。这就是新闻界对日本侵略者试图扼杀抗战呼声的答复。
　　僵局打开了，但决不是平静无事的，血肉淋漓的斗争贯穿着全过程。
三
　　利用洋商报名义作鼓吹抗战和组织群众的战略，表面看来简单，实际上牵连着错综复杂的历史性问题和现实性问题。
　　办洋商报必需的根据地和掩蔽体是租界，而租界本身，是帝国主义侵华的产物，这把保护伞也是极不可靠的。中国近代历次对外战争中，上海租界当局往往宣布“中立性”声明，以保持所谓租界“政治上及土地上的完整”，例如中法战争(1883—1885年)期间，中法是交战国，而法国驻上海领事却表示“中法虽因越南失和，而上海守局外之例”；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年)期间，英国和日本取得妥协，英国承认日本的交战国权利，日本承认上海是非军事区域。这种“中立”本身就是虚伪的，目的是为了“防卫租界”；而所谓“中立”的要义，通常是拒绝交战国双方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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