辱、谩骂中，吴先生忍耐着、承受着。然而，这位倔强老人的内心却从未屈服过，忍耐与承受积累到极限时，老人也一次次地爆发了。吴先生有一个“原则”：你们无论怎样羞辱我本人，我都可以忍受，但我不允许你们羞辱我的长辈。当他在一次“学习”会上公开表达这一“原则”时，可以想见，他得到的无疑是对其长辈的更不堪的辱骂。于是他怒不可遏地说：如果你们继续这样，我立刻就跳到这炉子（当时天寒，每次开会都在中间生一炭炉取暖，大家围炉而坐）上！这当然被视为“猖狂反扑”、“阶级斗争新动向”，群起而攻之。特别还有人故意“叫板”：你跳吧，马上就跳吧……当然，吴先生终于没有跳到炉子上去，他痛苦地由爆发又转而忍耐！
   
    吴老在逆境中挣扎着，但他高尚的情怀并没有因为眼前的艰险与苦难而泯灭。他虽然已“自顾不暇”，但却在苦难中惦念着师友故人。1971年12月9日日记所写“接读寅恪兄之三女陈美延1971年12月5日来函”一事，就充分表明了他的这种情怀。“文革”中，吴先生一直在惦念着陈寅恪先生，于是在1971年致函中山大学“革委会”询问陈先生的情况。陈美延的“来函”，就是在“革委会”同意下的复函。信大概是在12月9日的下午收到的，拆阅时有很多人在场。吴老阅后，似自言自语，又似向周围人诉说：“陈寅恪去世了，……”这消息自然也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而吴老则始而激动不已，继而惟木然呆坐，他的内心的波澜，是可想而知的，正如他自己在当天日记中所说：“异恒悲痛！”陈、吴二先生非同一般的关系，已久为学界所谙。《日记》中特别提到的“宓讲《红楼梦新谈》，承赐撰《题辞》七律一首”，就是他们1919年1月“在哈佛大学始相识”的记录。寅恪先生《题辞》云：
   
    等是阎浮梦里身，梦中说梦倍酸辛。
   
    青天碧海能留命，赤县黄车更有人。
   
    世外文章归自媚，灯前啼笑已成尘。
   
    春宵絮语知何意，付与劳生一怆神。
   
    如果把“世外文章归自媚”理解为寅恪先生对《红楼梦》的阐释，即谓红楼一梦实为作者自己之人生感喟，书为自己而作，那么，这一看法与吴先生自上世纪二十年代以来的红学著作中的某些观点无疑是相合的。所以，吴先生在惊悉噩耗当天的日记里特别追忆此事，那蕴涵是十分深广的。
   
    在那乾坤颠倒的岁月里，追忆往事，思念故交，已成为吴先生心灵的主题。多年前拙文《吴宓与红学》中有一段文字述及此情，我愿引述于此：
   
    “他（吴宓）每天的属于个人的生活，一是不断地写日记；二是沉醉于对往事的回忆。偶有交谈，他所说的都是他的往事，例如他讲述当年他曾代表清华大学去邀请梁启超、王国维到校讲课的情景，讲起来还是神采飞扬的。他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习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天晚上他睡得很早，半夜就醒了。醒了以后就开始自言自语，而且声音由小到大，以至把我吵醒，听来就像与朋友高谈阔论一样，口齿非常清楚，比白天被迫作检查交代时清楚多了。我当时还很年轻，很快又入睡了，但有时又被吵醒。于是我断断续续听到了他的自言自语的内容，全是对往事的追述：什么民国多少年，‘我们在一起吃过饭’，‘他的诗写得好’、‘也难怪他喜欢女人’……有时又背诵英文、古诗文。开始的几天，我对他这个毛病实在很有意见，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他说他的，我睡我的。但那时我却也并未感到这孤独老人的自言自语的悲凉……随着年龄的增长，每当想起当时的情景，似乎逐渐悟出了这一代学人深夜自言自语之中潜藏着的，正是一个孤独老者无告的悲辛；白天，再也没有人听他说话了，于是就只能在深夜自言自语；现实，已把他打翻在地，并踏上了一只脚，于是惟在追怀往事之中寻得慰藉。”（《多维视野中的吴宓》118页）
   
    读着吴老的《日记》，往事历历在目。当时西师中文系的很多教职员工，都在《日记》里“榜上有名”，包括我本人。
   
    吴老在《日记》中，对我有褒有贬。他对我最大的不满，是当时我与几位较年轻的同事常在我与吴老的房间里唱戏（当然是样板戏）、拉胡琴。他在日记中不止一次的写道：那声音有如野兽狂吼，使他非常苦恼。但当时我们却一点也没感觉到，只是有一次大家散了以后，吴老曾对我说，京剧我看得很多，四大名旦的都看过……，不是这么唱的。这委婉的表述，根本没有引起我的注意，直到近年来我读《日记》才知道，那唱戏的狂吼，给他带来如此的苦恼与厌烦，……是的，那时候吴老自身蒙受着巨大的苦难，他不可能理解这几个年轻人在那百无聊赖的日子里也同样蒙受着难以名状的无望的压抑，于是，狂吼成了发泄的最佳选择。说“往事如烟”也罢，说“往事并不如烟”也罢，总之，人世沧桑，岁月蹉跎。当年几个爱唱戏的年轻人，如今有的已不幸病逝，健在者也都是年近（逾）古稀的老人了。而吴老辞世竟已近三十年矣。
   
三
   
    我曾反复阅读过吴老的红学著作，受益是很深的。而近年读《日记》，又看到了他的关于历史小说《三国演义》的一系列见解。从《日记》知道，1959年10月8日、11月12日、11月26日，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连续举行三次关于《三国演义》的讨论会。那时我还未到西师，对三次讨论会的背景毫无所知，从《日记》来看，这三次讨论都安排在星期四的下午，每次都是三个小时，发言的人不少，最后都还有人作小结性的发言。吴老在三次会上都发了言。有一次还是当时的系主任“传命宓必发言”。他的见解，我以为时至今日对读者仍有启发。
   
    吴先生在10月8日的发言中强调了以下四点：一、《三国演义》乃在民间创作基础上“经文人编纂成书者”，“略如荷马史诗”；二、是“真正之历史小说”，与西方司各脱、大仲马等所作，号称“历史小说”者大不同，且胜过之；三、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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