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启明
   
    题目中的“《吴宓日记》”，是指吴学昭整理注释、三联书店2006年出版的十册《吴宓日记（续编）》（以下简称《日记》）。
   
    《日记》最真实地记录了享誉中外的一代学者吴宓先生晚年的思想和遭遇。他所蒙受的苦难，给今天的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以极大的震撼。《日记》是一部信史，至少是当时“西师”（西南师大，今西南大学）的“文革”信史。我作为那段历史的亲历者，读了这部《日记》，真是百感交集，思绪万千。
   
一
   
    我是1964年分配到西师中文系工作的，只能算是吴先生的“晚辈同事”。我与吴老有两个时段的接触是比较多一点的，其中之一，是1966年4月间同赴沙坪坝参观“中美合作所”接受思想教育期间。因此，我特别关注《日记》中1966年4月17日至24日的文字，但遗憾的是这段时间的日记原文“于‘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后，失去”。现有的文字“系根据作者（指吴宓）所作零星杂记手稿及会议记录整理。”（见《日记》第七册417页注释）尽管如此，也引发了我的片断回忆。
   
    “文革”前，吴宓先生虽已历经多次政治运动，受到了各方面的批判，甚至已被取消了教学的权利，但作为学校里为数不多的知名教授、著名学者，其起码的人格尊严，还没有完全被剥夺，至少在生活上还能够得到一般的老教师的待遇。此次赴沙坪坝的有关安排，亦属此例。
   
    1966年4月，已是“文革”前夕。当时我作为青年教师，奉命参加中文系66届学生的“军训”。“军训”的内容之一，是从北碚出发，夜行军到沙坪坝当时的西南政治学院，然后安排几天时间，参观“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白公馆），组织讨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中文系领导同时组织未参加“军训”的教职员工（包括老教师）也参加这一活动，以接受教育。我本应与学生一起夜行军，但临行前，领导又让我与老教师一起乘车前往，交待的任务是照顾老教师，特别是吴宓先生的生活。
   
    我到西师后，虽与吴先生见过几面（如《日记》1965年12月7日所记），但并未交谈过。此次同车（同座）而行，始略有交流。吴先生询知我是北京师大中文系毕业的，于是问我知道刘盼遂否？我立即回答：读五年级时，刘盼遂先生给我们开了《要籍导读》课，并向吴先生介绍了刘先生那如数家珍的授课情景。吴先生很高兴，并说，刘盼遂当年报考清华国学研究院是以第一名被录取的，并由此还讲了一些清华的往事。交谈中的很多内容，如今都已淡忘了，而他对刘盼遂先生的深刻印象和真诚的称赞，我则至今不忘。然而，当时我身边的吴宓先生和远在北京的刘盼遂先生，岂能预料到即将降临在他们身上的可怖的恶运！
   
    吴先生一生以为人严谨著称，但在政法学院的几天里，我却也看到了这位老人随和有趣的一面。当时，吴先生与其他几位老先生的食宿都得到了较好的安排，吴先生完全可以同其他几位老先生同行止，但当他知道领导已分派我照顾他的生活之后，真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无论要做什么，他总是一句话：“等段来！”比如早晨起床后去吃早饭，他本来完全可与同室的老教师一起去食堂，但他却绝不“擅自行动”，端坐室中，以待段来（我们住在另外的楼层，地铺）。此事很快传为笑谈，大家和他开玩笑，他也毫不介意，而我却由此被大家戏呼为“段”而不称名。在多次座谈讨论中，吴先生很爱发言，而且很坦率，虽然总有人要对他的发言提出批评，但吴先生也不过听之任之而已，而这些不断批评吴先生的人，有的也只是要表明一下自己的“革命”。在会间休息的时候，大家也常与吴先生聊聊天，甚至开开玩笑，老人也很随和。一次有人问他何以名宓？宓字何解？我们这些后生，还真想听听吴先生如何解说，以为一定含有深义。但是吴先生却说，名字不过是人的符号，不必有什么讲究，他的“宓”字，乃是长辈命名时，闭目翻开一部字典，以手指任意一点，无论点到何字，即以此字为名，“宓”字就是这样由长辈闭目点中的……我至今也不知道，吴先生所说，是真实的还是在与大家开玩笑。但我推测，当属真实情况，因为吴老不会戏言长辈之事。当时大家都笑起来，有一位老先生还小声的与我们说，那万一点到一个“狗”字，算不算数呢？这话当然没让吴先生听到。在那个时代，如此轻松的场面，对吴先生来说，自然是短暂的，偶然的。事实上，在“文革”之前，吴先生就已经被批判得“体无完肤”了，而“文革”的疾风骤雨，则使吴先生与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的人的尊严荡然无存。
   
二
   
    吴老晚年的悲惨遭遇，既有身体的摧残，更有精神的折磨，而二者相较，似乎后者给吴老带来了更大的痛苦。1967年，吴老被打入劳改队，年过古稀的老人，蒙受了种种非人的待遇，按常理而论，吴老应该是迫切要求解散那个劳改队的。然而，是年5月11日的日记却告诉我们，当劳改队中的一部分人向主管者强烈要求“解散本队”，甚至不惜与之“锐词抵触”的时候，吴老却并不赞成这一要求，而唯恐“解散”。这是为什么？《日记》中写道：“‘解放’（指劳改队解散）后，回到古典文学教研室，日与XXX、XXX、XXX等相处，受其威逼，供其奴使，念此实深恐惧，故宓宁愿暂不‘解放’”。他不能忘记，“古典组诸人”对他的“攻击、侮辱之事实”。由此可见，他宁愿在劳改队受苦，也不想再受“攻击、侮辱”给他带来的精神的折磨。“攻击、侮辱”四字，今日读来，轻描淡写，但此四字所包涵的“事实”，则散见于大十本《日记》之中，这精神的折磨实为吴老晚年最痛苦之遭遇。这并不奇怪，因为吴宓先生是一位一生追求并献身于精神与文化的哲人。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西师教职员工被迫迁到梁平分校集中搞运动。1971年9月以后的一段时间，我与吴先生等几个人同住一室，同属一班（当时实行班、排、连之军事编制），吴先生算是“放”在我们班里的所谓“群众监督对象”。在无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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