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无端遇祸”的，“皆外帮之人”。而且，宣称“宁人实未闹事”，只是因“法界之流氓无赖遂乘机而起”，方才事态扩大。这么一来，法人开枪变得事出有因，只是杀错了人而已。
　　
　　　　如此叙述，在百年后的今人看来，很可能嫌其“境界太低”。可这种就事论事，更多着眼个人利益而不是国家主权的言说思路，颇能代表当时普通百姓的意见。反而是“在四千余幅图画中，我们看到十九世纪末叶帝国主义的侵华史实和中国人民抵抗外侮的英勇斗争”之类的说法，近乎强人所难，刻意拔高。
　　
　　　　如果说《点石斋画报》在叙述“时事”时，因目光所限，有时态度失之暧昧；那么在介绍“新知”时，则基本上是无条件的欣赏、赞叹。这里所说的“新知”，既包括涉及国家利益的声光电化、坚船利炮，也包括落实在日常生活中的医院、学堂以及文化娱乐设施。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大都是通过“事件”的形式体现出来，而不是静态的介绍。比如，最受国人赞扬的西洋医术，便是借助一系列“故事”的传扬，而日渐深入人心。随便举个例子，《西医治病》（庚十一）的说明文字是这样写的：
　　
　　　　都中施医院之西医某君，初次莅华，未谙言语。而治病给药，必需详询，方知病之原委。有西女某，教中人，亦好善为怀者，愿代某君喉舌之司。两相得而益彰，故赴院病人日以百计，西士女不以烦冗为苦，殊足多矣。
　　
　　　　相对于西洋大夫神奇的医疗效果与良好的职业道德，中国原有的江湖郎中之只知敛钱不会治病，实在不可同日而语。《点石斋画报》中不少庸医杀人的故事，无一例外，均指向中医；至于西医的神奇本领，包括“收肠入腹”、“西医治疝”、“剖腹出儿”、“妙手割瘤”等，又大都落实为外科手术。对于晚清的国人来说，手术刀所体现的西学，很可能是最具神奇色彩、而且可以“眼见为实”的。
　　
　　　　更能体现晚清国人的好奇心的，是对于各种既无伤大雅也无关大局的西洋游艺的介绍与描述。西人之赛马、划船、拔河、体操、蹴鞠、马戏等，均让中国观众兴奋不已。即便是寄希望于读者“茗余酒后，展卷玩赏”的《点石斋画报》，谈论有关国计民生的工艺技术，也不无正襟危坐的时刻；只有在品评体育与游戏时，才可能完全放松，纯粹本乎个人兴趣。这个时候，作者对西方事物的强烈的好奇心，以及其图像/文字的表现能力，也才得到充分的展露。《赛马志盛》（甲二）笔墨之精确与行文之洒脱，均值得称道：
　　
　　　　西人于春秋佳日，例行赛马三天。设重金以为孤注，捷足者夺标焉。其地设围阑三匝。开跑时，人则锦衣，马则金勒；入阑而后，相约并辔；洎乎红旗一颭，真有所谓“风入四蹄轻”者。围角有楼，西人登之以了望。一人获隽，夹道欢呼。
　　
　　　　个中人固极平生快意事也，而环而观者如堵墙，无胜负之撄心，较之个中人，尤觉兴高采烈云。
　　
　　　　最后一句尤其精彩：作者仿佛置身“环而观者如堵墙”，既熟知游戏规则，又“无胜负之撄心”，故能以相对超然的眼光来观赏眼前的“风入四蹄轻”。要说“较之个中人，尤觉兴高采烈”，现场观众固然如此，画报的作者与读者又何尝例外？在游戏中接受西洋文明，还有比这更轻松更有趣的“西学东渐”途径吗？
　　
　　　　《点石斋画报》的内容，也有兼及“新知”与“时事”者。最典型的，当属断案故事中掺杂中西法律制度的比较。“利八”中有三幅连续的画面，介绍某巡捕因擅用私刑而受到惩罚，前为《包探私刑》，后为《枷示劣探》，中间的《私刑定谳》最为关键。“岂知捕房用人，向例不准擅自殴人，况私刑拷打乎”--破案过程中之是否倚赖用刑，最为晚清文人所关注。因为，与社会腐败互为表里的司法黑暗，往往落实为大刑之下多冤鬼。画面上是租界的会审公堂，众人的目光似乎集中在中国官员，可文字说明则是另一回事，主角显然是坚决主张严办的萨副领事：“众供凿凿，韦等无可抵赖。于是萨副领事大怒，以该包探倚势妄为，胆敢擅用私刑，将无赃无证之人平空威逼，不知平日陷害多少平民。”（《私刑定谳》）这里除了对该包探“不知平日陷害多少平民”的愤恨，还有对破案中“用刑”与“取证”何者为要的认识。后者作为“新知”，落实在《点石斋画报》诸多关于折狱断案的故事中。当作者批评官员不经审讯而活埋罪人，或者用略带讥讽的语气叙述外国人参观中国庭审后惊叹中国刑具之发达，都隐含着对于中国官员之过于依赖“大刑伺候”的批评。
　　
　　　　《点石斋画报》之注重传播“新知”，既体现了编者与作者的文化理想，也是为了适应上海民众的欣赏口味。当时的租界，传统士大夫热中的“夷夏之辨”与“义利之辨”不占主导地位，讲求实际以及强烈的好奇心，使得一般民众“趋新骛奇”，几乎毫无心理障碍地接受西方物质文明。正如学者已经指出的，“上海平民无传统道德负担，十分乐于接受新鲜事物、西方物质文明”。可这种在“不受上层文化控制的情况下形成的”的“上海平民文化”，是有明显的局限性的：与迂腐的传统道德说教相对立，但不等于就能真正理解并接纳西方文明。《点石斋画报》在政治观念方面偏向保守，偶有指名道姓批评地方官吏的，但从不敢对朝廷决策之是非“妄加评议”。放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这不足为病。我想指出的是，在提倡女学等问题上，《点石斋画报》的市民趣味也妨碍其理解与发挥。
　　
　　　　1897年12月6日，中西女士共122人出席了在张园安垲第举行的中西女学堂第四次筹备会议。在风气未开的当年，此举的意义不言而喻。同年12月9日至12日的《新闻报》上连载了《女学堂中西大会记》，此文先开列了全部与会者名单，接下来从三点钟入席开始记叙，先是李德夫人等来宾起立发言，继而西班牙领事夫人等表示愿意捐款，华提调沈和卿女史介绍章程，后录彭宜人《叙女学堂记》及蒋畹芳女史即席赋诗。“至此时词毕席散，中西女客各整归鞭，安垲第已火树银花，璀璨一室矣。”。
　　
　　　　如此惊世骇俗的举动，本该是《点石斋画报》的绝好素材。按照以往的惯例，发生在上海的新闻事件，大都一周内见诸画报。可这回《点石斋画报》的举措意味深长，先是沉默了一阵，终于在第二年的1月13日刊出了《裙钗大会》（利五）。此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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