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问题的强烈关注。
　　
　　　　正因其关注社会热点问题，对上海以及周边地区所发生的“新奇可喜之事”能给予及时报道，《点石斋画报》受到了意想不到的欢迎。吴友如等画师的精湛技艺固然值得夸耀，但更重要的，还是画报满足了广大读者对发生在自己身边或与之息息相关的事件、场景、细节之浓厚兴趣。从《申报》馆主人的大力推介（除最后两年，每号画报出版，《申报》上都有宣传文字；刚创刊那几期，精心撰写的“广告文章”经常连续十天占据头版头条），可见美查之创办画报，并非纯粹的公益事业，而是有明确的商业目的。首先是商业运作，而后才是文化建设，这就决定了《点石斋画报》对于读者审美的以及经济的接受能力的依赖。画面精美、技法新颖，必须有出版及时以及价格低廉相伴随，方能得到读者的认可。而后两者，与石印术的引进密切相关。
　　
　　　　石印术发明于1796年，1876年方才引入中国。最初的使用者，乃上海徐家汇土家湾印刷所，可惜所印仅限于天主教之宣传品。紧随其后的点石斋石印书局，将此技术运用于一般书籍的印刷。据说，最初的技师还是从土家湾印刷所请来的。不过，我们看看1879年7月27日《申报》上署名“点石斋主人美查启”的《点石斋印售书籍图画碑帖楹联价目》，不难发现美查敏锐的商业眼光：
　　
　　　　本斋于去年在泰西购得新式石印机器一付，照印各种书画，皆能与元本不爽锱铢，且神采更觉焕发。至照成缩本，尤极精工，舟车携带者既无累坠之虞，且行列井然，不费目力，诚天地间有数之奇事也。
　　
　　　　在启事后面，附有印制书籍、图画、碑帖、楹联等的价格，可见晚清引领风骚的点石斋石印书局已经正式开张。读读《申报》上关于自家出版书籍的广告，可以明白整个风气的转移。出版于1875年的《快心编》系“用活字版排印”，出版于1877的《后水浒传》则是“本馆购求善本，付诸手民，校对精详”。以后可就没那么麻烦了。从1878年购入石印机器起，新创建的点石斋石印书局，其出版速度大幅度提高。
　　
　　　　就在《点石斋画报》创刊的同一年，《申报》馆附属的申昌书画室发售上海点石斋印行的上下两卷《申江胜景图》。全书共62图，每图配一诗或词，图由吴友如绘制，诗词的作者则无法考定。上卷第三十图题为《点石斋》，其配诗很好地表达了时人对于此一新工艺的强烈兴趣：
　　
　　　　古时经文皆勒石，孟蜀始以木版易；
　　
　　　　兹乃翻新更出奇，又从石上创新格：
　　
　　　　不用切磋与琢磨，不用雕镂与刻画，
　　
　　　　赤文青简顷刻成，神工鬼斧泯无迹。
　　
　　　　机轧轧，石粼粼，搜罗简策付贞珉。
　　
　　　　点石成金何足算，将以嘉惠百千万亿之后人。
　　
　　　　“将以嘉惠百千万亿之后人”的石印术，对于晚清的中国人来说，最直接的，莫过于使得图书的出版速度与印刷质量大为提高。
　　
　　　　1887年2月5日《申报》上刊有署名“委宛书佣”的《秘探石室》，述及点石斋石印书局对于晚清出版业的贡献，虽有自我广告之嫌，但大致可信：
　　
　　　　石印书籍肇自泰西，自英商美查就沪上开点石斋，见者悉惊奇赞叹。既而宁、粤各商仿效其法，争相开设。而所印各书，无不钩心斗角，各炫所长，大都字迹虽细若蚕丝，无不明同犀理。其装潢之古雅，校对之精良，更不待言。诚书城之奇观，文林之盛事也。
　　
　　　　这里的“宁、粤各商”，指的是宁人之开设拜石山房和粤人之创建同文书房，正是这“三家鼎立，盛极一时”，推动了晚清出版业的大发展。
　　
　　　　关于点石斋最早引进石印技术并大获成功，进而带动整个书业的发展，见黄协埙《淞南梦影录》、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姚公鹤《上海闲话》以及《上海彝场景致》等。黄书更对石印工艺做了简要的说明：
　　
　　　　石印书籍，用西国石板，磨平如镜，以电镜映像之法，摄字迹于石上，然后傅以胶水，刷以油墨，千百万页之书，不难竟日而成，细若牛毛，明如犀角，剞劂氏二子可不烦磨厉以须矣。
　　
　　　　采用石印技术，可以大大提高印刷速度，所谓“千百万页之书，不难竟日而成”，意味着巨大的商业利润。
　　
　　　　1889年5月25日，上海《北华捷报》发表《上海石印书业之发展》，除强调印书便利，资本家赢利颇丰，更称“购买石印本的人，大半是赶考的举子”。为何举子们喜欢购买这种因缩印而变成小字的石印书，而不要宽边大字的刻本，作者归因于旅行携带以及“年青目力好”。其实，还有一个同样不能忽视的重要原因，即价格便宜。同样一部《康熙字典》，石印本自一元六角至三元，版刻本则需三元至十五元。这就难怪石印本的《康熙字典》第一版四万部很快售罄，第二版又印了六万部，成了点石斋石印书局“第一获利之书”。这样的销售业绩，即便在百年后的今天，也令人垂涎不已。高额利润招来了更多的投资者，引发进一步的激烈竞争；先是三足鼎立，后又百花齐放，书价不能不直线下降。
　　
　　　　石印术的引进，使得书刊的制作成本大大降低，这无疑有利于文化普及。在这中间，得益最大的是古书与图画的影印出版。陆费逵《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提及石印之便利及其导致书籍价格便宜，使得各种经书史鉴、诗文碑帖乃至小说戏曲等，均大量印行。不过，称“清朝废科举，于是石印书一落千丈”，显然过于看重举子科考的需求。实际上，民国年间，石印技术对于古书的广泛流通，依然起极大作用。参与策划《四部丛刊》影印工作的叶德辉，在其《书林余话》中，对石印术推崇备至：
　　
　　　　海通而后，远西石印之法，流入中原，好事者取一二宋本书，照相流传。形神逼肖，较着影写付刻者，既不费校雠之日力，尤不致摹刻之迟延。艺术之能事，未有过于此者。
　　
　　　　《书林余话》中，还附有日本学者武内义雄的《说<四部丛刊>》，将出版界之从注重科考用书转为“翻印善本”的过程，做了认真的清理：
　　
　　　　自清末传石印法，中国出版界遂开一新纪元。当时多密行细字之书，只便考试携带，不甚翻印善本。清亡，科举全废，编译新著，都用活版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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